乐鱼体育- 乐鱼体育官方网站- 世界杯指定平台LEYU SPORTS王晓光｜峥嵘岁月• 幸福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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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之卓教授曾经是上海交大的校长，30年代在德国就拿了航测博士。李德仁本来不是王之卓的学生。李德仁在课余阅读大量测绘和遥感的书刊，常常会发现一些问题，为了解惑，也是为了辨明是非，就写了4篇文章，对加拿大某教授和俄罗斯某教授在公开论文和教科书上的一些观点提出质疑。这4篇文章辗转到了王之卓教授手上。王之卓十分兴奋，专门约李德仁到家中面对面交流。王之卓告诉李德仁，他的质疑是对的，原理思想也很好，只是实现思想的硬件条件现在还不具备。谈线点，当即决定带他做毕业论文。

　　1957年的高考，李德仁第一志愿是北大，第八志愿是『航测与制图』。结果被武汉测绘学院录取。后来才知道这个学科是中央要支持的重要学科，为确保生员，但凡报了这志愿的人都被优先录取。当年不让查分。李德仁入校后被分在5721班，担任班长，从这一点来看，他的考试成绩应当很不错。当然，也许李德仁更期望能被北大录取，毕竟那是他的第一志愿。事实上他也有姓葛的同学（六合人）考上了北大，这个姓葛的同学，曾让李德仁和他的同学们羡慕不已。以至我在采访李德仁时，他还一再强调当年不让查分，一直到后来都不知道当年到底考了多少分？不过，从结果来看，不管当年李德仁考了多少分，他进入武汉测绘学院还真是他人生的最大幸运！

　　杨坚先调看了档案，又叫来李德仁当面谈线年，李德仁的所谓『言论』出于一次住校学生的闲聊。当年泰州中学住校生都住在泰州广孝寺，庙堂对面有一个天井，南面有一个阅览室，几个住校的六合、高邮、兴化等地的学生在讨论交流报纸上的观点，主要是关于“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话题。李德仁解释说，这不是我们的观点，是报纸上的文章，我们几个驻校生只是在讨论文章时，比较倾向于赞同这观点。当时在场的团委书记某某某老师，却悄悄记下这些同学的名字，在上面发文要求清查中学生『言论』时，他写了书面材料，以团组织名义分送参与讨论后来考入大学的学生所在学校。许多在一起聊过天的考入大学的同学，被所在大学办了退学手续。

　　中学的时候李德仁就是团支部副书记、班长，成绩又好，进了大学就当上班长，入学半年来安分守己，表现突出，本来已作为班级入党积极分子在培养中，突然就说有了问题，还不明原因，19岁的李德仁心里有些发慌，尽管他本人摸不着头脑。李德仁回到泰州中学时，那里正在清理，根本无暇处理他的事。又因为关于学校让退学这一折，李德仁没敢对家人讲，怕母亲担心，所以，他没敢直接回家，就在泰州的一所小学里，边做民办老师，边等学校的回复。

　　『但因为缺课一个多月，时任教务处处长的纪增觉老师认为一个学期缺课超过1/3，不能跟班，必须要休学一年，又考虑到他每门成绩都是5分，于是准许他可以享受最多3门课免学。』于是，李德仁就从5721一班，降到5821班，又因为有3门课免学，到了5821班后有半年无须上课，又不能回家，不敢告诉家里。还是杨坚处长，在她的帮助下，李德仁留在高校里做了半年临时工，一个月18元。直到跟上5821班学习，他才敢回家告诉家人。

　　这里，还应当说到李德仁的另一个幸运。由于这个变故与留级，他与另一个『留级生』遇上，而这个人后来成为了他终生伴侣。她叫朱宜萱。因为父亲朱裕壁教授（原湖北医学院创始人，1933年留德医学博士，湖北省医学界三元老之一）被打成“”的缘故，朱宜萱也从5723班留级到5821班，他们再度遇上。朱宜萱的印象中，那还是在1957年刚进大学，5721班的一个好朋友指着一个靠在西楼门口的男生告诉她：这就是我们的小班长。小班长也会留级？朱宜萱一开始挺纳闷，后来才知他和自己同病相怜。两个因为所谓『政治问题』的留级生，最后开出一朵并蒂莲，相当于错误的枝干上结出一枚正确的果。一个有『言论』的学生和一个『』子女，同时被降级，最后走到一起，太像诗了：

　　当我在录下、写下这一段文字时，当事人李德仁已届八十高龄，杨坚和于一平应当过了百岁或已不在人世了，可我多想对他们说上一句，谢谢！谢谢您们！毫无疑问，所谓以及与之相关的所谓同情的言论，都不是他们的事。但他们在那个特定时候，面对一个无助的几乎面临失学的青年学生，所表现出来的正义感与悲悯情怀，成就了“李德仁方法”和李德仁的后来，且不说李德仁个人所创建的无数项成就，截止目前，李德仁共带出200多名博士，100多名硕士，学生中就出了三个院士。

　　在里下河农村插队时，我留意过，几乎所有鱼都选择逆水而上。不仅如此，鱼还会“爬坡”，但凡地面有落差，有流水呈瀑布状流泻之处，必有一群鱼在那里“戏水”，这个词我以为是“系水”。借助眼前几乎直立的水柱，鱼从一个地面高程攀上另一个地面高程。我甚至觉得，所谓“人往高处走”这一潜在动机，其实来自对鱼的模仿，抑或许“水往低处流，鱼往高处走”才是这俗语的原型。子非鱼。虽然我不明白鱼的道理，但我却在鱼的行为中，想到人的行为。据说人的远祖即来自于鱼类，想必人的身上有鱼的基因？

　　那么人呢，人在实现他的梦想时，一样会遇到许多他所不知道的机关与设计。当人被命运左右，被看不见的网缠绕，最后被时间清零，其实与煮熟的鱼在我们的餐盘一样。这里的一生或一天，时间具有同样意义，那就是在一次次在重复清零的动作。子非鱼。我不知道鱼怎么想，但我知道人的困扰与郁结。或许，人的最基本的愿望是这个世界上再没有种种玩弄他们的设计与机关，就像里下河的鱼，希望再没有捕鱼人的狡诈，没有千缯万簖的陷阱，然后容着自己逆流上游，去追求，去系水攀高。这时，能否成功就全在于自己，在于自己的努力与追求。人，正是这么希望的。

　　子川的采访记述让我泪目。我记得大概是打倒“”之后的一天，李德仁和武测的同事来家里看望母亲，母亲送走他们后对我说：“这个李德仁是个人才呀，当年差一点被埋没了。”我问：“有什么故事？”母亲讲了事情的起因，我好奇地问：“那怎么解决的？”母亲说：“我调看了他的档案，然后叫他来谈线岁，这么年轻，学习成绩这么好，又是班干部，毕业鉴定都很好啊，怎么会是‘’呢？”但母亲告诉李德仁：“这事是因泰州中学来函引起的，你还是要回学校开一个没有问题的证明来才行。”于是她给李德仁写了个函，我估计应该盖了人事处的公章，要求泰州中学复函说明李德仁的政治表现无问题。

　　母亲讲：“结果李回泰州，中学正在‘反右’运动，学校领导不同意出证明。他没有办法，返回武测再次找到我，我说：不行，必须要学校写个东西来，否则不好处理。”于是母亲再写一函，叫李德仁再回泰州，并嘱：“你就在学校等着，一定要拿一个证明东西来。”我问母亲：“你后面写了什么？”母亲说：“我怕他学校领导为难不肯出政治表现的证明，我就写请学校证明李同学中学毕业鉴定没有问题的就可以了，不用再写李的政治表现证明；结果他的中学校长复了一封信，以校长、党员的身份保证李是个好学生；那我们就可以认定李的中学毕业鉴定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收到复信我就告诉李德仁：你没有问题了。”母亲又说：“没有问题了，我就提出让李回原班级复课，哎呀，那个老纪（教务处长纪增觉教授）呀，很认真呀，说两个月没上课了，必须留级，我也只好尊重他的意见了。”

　　这是我所知道的母亲作为一名党的人事干部，对一名品学兼优、刚入学不久就遭遇“退学”命运的年轻大学生的用心良苦，这既是出于她作为一名老员的责任担当，也是出于她一贯心怀大爱、爱惜人才的善良本真。“你没有问题了”这明快的语言，确实是母亲的语言风格，它带着人事干部的明白判断，带着与人为善的大爱胸怀，也带着战场归来军人的果断作风。母亲在天之灵若能感知当年的一句“你没有问题了”，成就了今天的双院士桃李满天下，为国家作出卓越贡献，荣获国家科学技术最高奖，她该是多么的高兴啊！

　　对上述王之卓院士的遭遇，我曾听母亲说过。她说：“我到了水院知道了王之卓教授的情况，我觉得太不应该了！王之卓是国家一级教授，又是年逾花甲的老人，怎么可以让他去干那些重体力活？！他们（水院还有同样境遇的老教授）都是国家难得的栋梁人才，让他去刻中文蜡板太可惜了！所以我就到处讲，不应该这样！王之卓英语、德语都很好，是不是可以让他到外语教研室或图书馆作一些教学或资料翻译工作。同时我也告诉王教授，希望他能多接触到一些航测专业的外文资料，将来总会有用的。”

　　那是打倒“”之后的一个春节前，我从部队回家探亲休假，父亲告诉我：“你妈妈到武测参加春节团拜会餐去了，天快黑了，你去接她一下。”我赶到武测教工食堂，正好会餐结束。我在食堂门口等着母亲出来，等了一会，只听见食堂里人们还在热烈地说着什么，却未见人出来；我就走进食堂的门里，看见会餐结束的老干部、老教授们还在兴奋地交谈着、缓慢地向门口走来，而走在最前面的正好是母亲和王之卓教授，他们相互挽着手臂，面带微醺，正说着什么。

　　当年武测被撤销，母亲被分配到水利电力学院担任政工组的副组长，后来她担负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工作，参与学院甄别、冤假错案的一些具体事务，接受申诉、找人谈话、了解情况，经常周日也不得休息；但她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总是满怀热情和责任感投入到关系每个求助的知识分子（那个年代叫“臭老九”）切身利益的每件事中，得到了水院教职员工的良好口碑。以至于当武测重建，她将要离开工作了近两年的水院，一位老教授得知消息，顿放哭声：“哎呀，我的问题还没落实呢，老杨怎么就走了呢！”这让我想起一句话：善良是心灵的灯塔，指引我们在黑暗中步步生辉。

　　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不久，全国就有六所高等院校（北京清华大学、天津大学、南京工学院、上海同济大学、青岛工学院、华南工学院）设置了测量系或测量专业。一九五六年中央为了适应国家经济建设发展的迫切需要和充分发挥人力与物力起见，集中了全国各高等院校的测量系和测量专业，建立了武汉测绘学院，该院分设五个专业系：1.天文大地测量系；2.航空摄影测量系；3.地图制图学系；4.工程测量系；5.测量仪器制造系。后来上海同济大学继续办工程测量系。以上各院校先后为全国各国民经济建设部门、高等院校和科学研究机构培养输送测绘科技干部约万名。这是直到前夕的情况。

　　一、测绘学科是为了适应人类征服自然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的，所以测绘学科在国民经济建设和国防事业以及在地学、宇宙探索等科学实验中，是一门广泛被应用的科学技术。测绘科技始终是随着各种科学的发展而发展。在二十年代里，测绘学科是土木工程系的主要课程之一。现代科学技术日益发展，学科越分越细，测绘学科同建筑、桥梁、铁路、公路、建筑材料等学科一样，都分别设立专业、专系或专门学院。在国际上，设置测绘专业、系、专门学院的情况，大致如下：

　　二、关于国家基本地图的编制问题。遵照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要用更高速度来发展我国的工业和农业”。而大规模工农业建设的规划都需要基本地图，都需要测绘比例尺更大和精度更高的地形图；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的发展又要求编绘品种更多和内容更丰富的各种小比例尺专业地图和地图集。这些都是工作量很大、科学性很强的工作。就以一万分之一大比例尺的测图为例，在全国领土上需要测制大约五十万幅这样的地形图。假定在高山、沙漠等地区暂不测制这样大比例尺的地形图，而按其一半，即二十五万幅地图计算，那么即使采用最新的电子技术和自动化与机械化来进行，其工作量也是非常大的。对于现代化的工业和农业建设来说，这种一万分之一比例尺地形图是比不可少的。因此，为了多块好省地完成这项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必须采用最新的科技，必须培养出相当数量的测绘干部。

　　在目前的空间技术正在发展的时期，地学对测绘科技提出了新的要求。例如，要精确地推算人造卫星或其他飞行体的轨道，就必须准确知道它在空中每一瞬间的坐标，但是地面测站坐标的误差将直接影响卫星的位置，现代的测量技术已经可以确定空中目标达到十米以内的精度，地球上彼此相隔几千公里远的许多测站之间的距离能以最大不超过五米的误差计算出来。所以根据旧的地面测站坐标是不能解决当前高精度的要求的。由此可知，过去对于地球形状的研究已经远远落后于目前的需要，当前必须进行全球性的大地联测，确定地球形状和地球外部重力场。

　　今后，地球形状对于地球内部，特别是地壳构造的研究将起更大的作用。地壳与地幔之间的物质迁移是大地震的动力，对于人造卫星所推算的地球重力场和地面实测重力值之间的矛盾的研究，将有利于地震的研究。这就要求我们积极研究人造卫星大地测量学。现在国际地球测量计划正接近完成。我们要利用人造卫星大地测量方法来控制原有的三角网，借以提高三角网的精度，还要借之来进行康藏高原地区的控制网测量，以适应地图测绘的需要。我们还得建立一套精密的大地坐标系统，以利于人造卫星轨道的精确推算。这是测绘科技的新发展、新要求和新成就，为此，必须培养这方面的测绘科技干部，以利于今后能多快好省地测绘更精确的地图。

　　夏先生在古稀之年，以坚韧不拔的精神，冒着风险，亲自奔走，为恢复测绘体制而奉献出对测绘科学事业无限的忠诚。夏先生暮年，仍是壮心不已，他想在有生之年“要编写结合中国实际反映伟大祖国在科学技术方面新成就的自成体系的《大地天文学》和《标准时间系统》两部专著”，可惜不久他一病不起，这只能成为他的遗愿了。夏先生最后的时光，是在与癌症病魔斗争中度过的，但他仍在考虑我国测绘教育、测绘科技和测绘事业的发展远景，病危弥留之际他仍惦念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关心着祖国四个现代化的早日实现，关心着我国测绘科学技术教育事业和武汉测绘学院的进步!

　　在历经十年文革的风雨后，夏院长病了，罹患癌症需要住院治疗。当时文革尚未结束，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和待遇还没有落实，夏院长的夫人希望夏院长能够在离武测近一点的军区总医院住院治疗，求助于母亲；母亲得知立即找到武汉军区总医院新医科（当时最早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肿瘤的科室）的张主任（女），说明夏院长的情况，恳请张主任收留夏院长住院治疗，并给予单人病房的特殊照顾。当时新医科收治的大部分是罹患癌症的疑难病人，住院时间都较长，床位周转十分紧张，但张主任还是想方设法挤出了一间单人病房让夏院长住了进去。

　　母亲又和林静庄阿姨商量是否将在军工厂工作的儿子调回武测，以便就近照顾二老，夏院长听到后说：“在工厂当工人好，那里的领导和工人师傅都对他很好，不要给单位添麻烦。”这不禁让我感到一丝悲凉，我和夏院长的儿子是同时代人，我们最好的读书学习时光被十年文革给断送了，我去了部队，他去了工厂，我们小学以后的文化知识学习提高只能靠业余自学和在工作实践中摸索自悟，我们同是被耽误的一代！夏院长听母亲讲我是个喜欢学习的人，于是就送给我一套英语900句的薄膜唱片，我一直收藏在书柜里。

　　当时有人对我半开玩笑地说：“杨阿姨真是操心呀，现在人们都不待见‘臭老九’，你妈妈对‘臭老九’却是无微不至呀。”我说：“她对谁都一样，她就是一个爱管‘闲事’的杨老太太，在外面遇到有困难或乞讨的人，也一定会倾囊给予帮助，她高兴这样！”母亲在水院工作时，我曾听母亲像背诵毛主席语录似的说过这样的话：“有人说我是‘阶级调和论’，我说毛主席讲革命时期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只能用民主的、说服教育的、‘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去解决。作为党的人事工作者，说我搞‘阶级调和论’我也认了。”这就是我的母亲，一个有着宽广胸怀的党的人事干部，一个尊重知识、爱惜人才的大学政工干部，一个与知识分子为友的游击队的老战士，一个与人为善、助人为乐、爱管“闲事”的“杨老太太”。

　　上述二三事并不说明母亲的思想觉悟有多高，而在于在逆境的环境下、在扭曲的社会现象面前，这些经历了革命战争年代的老，仍能够保持着一颗善良的本心和朴实的道德良知，敢于在关键时候说真话、做善事！如王震在1958年到北大荒看望被打成而下放劳动的艾青等一批文艺界人士和机关干部时，第一句话就是：“们，你们好！”，这一句“们”语惊四座，让多少在场的“”泪流满面！也让农场领导明白他们不是被管束的敌人，而是人格平等的，从而使那冰天雪地的艰苦劳改成为一种有温度的“自在流放”，能够平安熬过那漫长的冬夜。

　　在清理母亲遗留书信时看到时任云南省政协主席的梁家与母亲的来往书信，我在母亲生前听她说过：“我们有好几位战友58年被错划，经历了二十年的下放劳动改造。我是跟你爸爸走了，你爸爸保护了我；如果我不走留在广东或云南，像我这样心直口快的人，‘运动’一来很可能不是被打成‘地方主义’就有可能是‘’了。”看到两位前辈的来往书信，可以体会到他们早年投身革命，历经生死而无怨无悔的情志；在之后的各种政治运动中，虽历经波折仍一往无前的精神！

　　梁家(1920.7—2014.12)，广州市人。1938年7月加入党，1938年8月参加革命工作。1944年11月任广东东江纵队北江支队工作队长。1946年6月任《华商报》驻越南特派员，并先后在华越通讯社、中华通讯社工作。1947年9月任广西靖镇工委委员、书记、政委，粤桂边纵二支队政委。1948年10月任滇东南工委委员，17团政委，边纵一支队政治部主任、政委。1950年3月至1958年7月，先后任云南省武定、文山、思茅地委书记、军分区政委。1958年7月至1979年2月，在“反右”斗争中受错误处理，下放到大理州九顶山矿区劳动，后任大理州亚麻纺织厂副厂长、大理州农校副校长。1979年2月任云南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省委副秘书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1983年3月任云南省委统战部部长、云南省政协副主席。1983年12月任云南省委副书记。1985年8月任云南省政协主席。1997年7月离休。第七届全国政协常委。

　　梁家在任思茅地委书记、军分区政委期间，曾经对云南省委领导谢富治的“左”的工作方法提出一些不同意见；重视知识分子干部和本地干部的任用，主张党委机关尤其是党委领导干部要民族化；主张“边疆要全寨入社才适应民族特点，应当让‘地主’入社，‘地主子女’入党入团”；主张“扩大自留地”；强调“反斗争是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要和风细雨”；处理分子的时候，强调“宽大处理，多加照顾”；“一面反，一面反三个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大汉族主义），有意转移反的斗争目标”；“称梁家是思茅区的太阳，梁家的声音，才真正是党的声音”。

　　故认定梁家：1、污蔑省委领导，反对省委领导，破坏地委集体领导。2、忠实的执行郑（敦）、王（镜如）反党集团的干部路线、在思茅到处打击老干部，拉拢、重用知识分子干部和对党不满的干部，包庇地、富、反、坏、右分子。4、积极破坏反斗争。5、对边疆民族政策方针问题上直接和省委相对抗，他积极主张边疆要全寨入社才适应民族特点。对于农村，他和郑、王一样，到处找阴暗面，说农村有“四死五不够”，“支部是脱离群众的宗派主义集团”。

　　郑敦（1917－1980），广东省揭阳县人。1938年加入中国，任党支部书记、区委书记、普宁县委委员、潮普惠地区青年部长、梅县中心县委青年部副部、兴宁中心区委书记、广东永（定）和（平）埔（大埔）县委书记和特派员、闽南特委副特派员。1944年赴延安中央党校学习。1946年参加中国人民，任广东南路部队负责人，粤桂边委委员，桂滇边工委委员，桂滇边工委前线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桂滇黔边纵队副政治委员，桂滇边工委宣传部长。1950年转业地方，任云南省委组织部副部长、部长，省委常委。是母亲在桂滇黔边纵队和云南省委组织部工作时的老领导。

　　1958年4月，郑敦被错划为“分子”、开除党籍，撤销所担任的党内外职务，下放到云南省东川矿务局因民矿第二坑任副坑长。“文革”开始，他又受到冲击，被抓到昆明无休止地批斗。1967年初，他的副坑长被撤，在井下当矿工，后在井上当材料库管理员，蒙冤达21年之久。1978年9月，中央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对被划为“分子”的人员进行复查。1979年4月，中央批准云南省委的报告，指出郑敦被划为是一个冤案，应予以彻底纠正，恢复党籍。1979年夏，郑敦被任命为云南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年底被任命为检察长、云南省委委员会委员。是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1980年12月在北京病逝，终年63岁。

　　早就知道你在武汉，但没有机会去看你们。二十七年前一九五七年十月，第一座长江大桥通车典礼前一天，我们云南出席中央八届三中全会的从北京返昆明时，专门到过那里，在那座大桥上照过一些照片，以后就再也没有去武汉了，七八、七九年我都去过广州，同时经长沙、南昌到北京。矮唐、牛哥、黄为、郭方、廖华等诸都见过了。去年我从中央党校读书回来后，又曾去湛江参加过党史座谈会。昔日老战友们，大多见到了；和高黄（黄景文）重逢，竟成永别。去年秋，庄田夫妇和孩子们也来昆明住了二十多天，老首长、老战友重逢，畅叙、欢谈、感慨，都是一种难得的“享受”了。

　　79年，重新工作后一直都较忙。我今年63岁了，去年底，中央任命我到省委工作，实在难为。去年初，我从中央党校回来后，就向省委申请离休。总想在晚年读点书，有可能，想把二十年“人世间”的经历记录下来，为年轻一代人尽点义务；也想在跑得动时，游历一下祖国的名山大川，这就是我的“个人打算”了，当时省委不同意我离休，从省委办公厅到政协任副主席，又兼统战部长。去年底又调动一次工作。既已“临阵”，只好尽心尽力争取及早完成这个过渡任务。

　　在云南的，林杰已回广州离休，曲李去穗医病，郭兆华现任省文化厅长，王漱园已离休，全明在省人大常委会，饶华（注：曾任滇桂黔边纵队政治部代主任、滇东南工（地）委书记、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1957年被任命为中宣部副部长，但尚未就职，就在57年的中被错误地划为，并在“反右”及“文革”期间受到长达20年的残酷迫害；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夫妇刚从广州从化温泉休养回来，打算到广州离休。……

　　最近我接到黄景文的爱人李夏湘来信，附有讣告和追悼词，黄是去年10月18日去世的，她无法及时告诉我。黄景文去年从湛江回来第二天即给我来信，说将回广州休息，让我到广州看他们，他们将做广东菜给我们吃，没有想到他匆匆地走了。别后，我们除经常通信外，从未见过面，多么使人怀念的好战友！他不愧是我党的好党员。他任吴川县工委书记时，我就在他领导下工作的，那时我在吴川世德中学附小任教，在高平（越南）时相处时间就更多了，高黄是我们的好领导，有能力、有才干，也能接受们的意见，正确的处理问题。

　　我今年已57岁了，很快就要退到二线，离休闲住，到时有机会时一定去昆明探望你们。古人说“落花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年岁不饶人，我已超期服役，在我的院领导班子决定后，我就要离休了。我的老伴儿王步青已将70岁了，他今年有67岁，也需要我回家去尽点妻子的责任。他目前仍没有离休，主要精力在编写“百科全书军事卷”中武汉军区负责那部分，他是负责人，有几十人的班子，他自己参加写，同时又要修改别人的条目，他身体尚好。

　　作者：王晓光，1954年10月生，1969年12月入伍，1973年5月入党，历任战士、副班长、技术员、指导员、干事、教导员、教员、教研室主任（讲师、技术9级）、秘书、企管处长、政治部主任；2001年经全国统考取得“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企业法律顾问”执业资格；2009年退休任海南省国资委所属金城公司、金林投资集团法律顾问十年，先后参与、代理诉讼、非讼法律案件二百多件，出具书面法律意见及诉讼、非讼法律文书五百多份；依法维护军队、地方企业合法权益、挽回经济损失八千多万元。